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在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文章根据现场报告内容整理，部分有删减。

个人简介：袁振国，我国著名教育学者,教育战略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部主任；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教育部师范司、社科司副司长，中国教育科院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袁振国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重要起草人之一,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教育专题调研报告执笔人之一,在2011年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会上做了题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讲解。重要著作有：《教育改革论》、《对峙与融合——世界教育改革百年》、《教育政策学》、《当代教育学》、《教育新理念》、《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教育变革的重大启示》、《教育强国离我们有多远》、《从反正到立新——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年》等。所主编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已经连续出版16年，《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周年》10卷本大型丛书影响远播海内外。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一个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出了诸多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我们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到了大众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的阶段。因此，在此时讨论适应普及化阶段新发展的未来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适应普及化阶段新发展的未来高等教育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世界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形态、特征以及使命。二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怎样面向未来办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一、大学发展的历史启示

对于高等教育近千年的发展历程、特点、经验，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过梳理，我觉得高等教育有最重要的“六大特征”，通过对这六个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形势。

第一、功能不断拓展。从最初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大学的发展始终薪火赓续。与此同时，众多人士也从理论上对大学进行了讨论。英国的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养成人格的地方”。德国的洪堡认为“大学不仅要传播知识而且要发展知识”。美国的《赠地法案》提倡“大学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大学实现了从传播知识、发现知识到转化知识的转变，也即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

第二、地位走向中心。大学诞生之初较为封闭，与社会的互动较少，处在社会的边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社会参与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大学的人才培养。特别是到了近代社会以来，大学不仅起到了为社会培养基础性人才的作用，而且成为科学创新的“引擎”。大学在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私人捐赠和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

第三、从精英化到普及化。以美国教育学和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论”为标准，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提高到15%经历了30年（1911-1941），从15%提高到50%又经历了30年（1941-1970），英、法、德、澳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到普及大都用了40年左右时间。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虽然千差万异，学制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为了顺应从精英到大众化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培养目标上，从培养学术精英与统治阶层领袖，拓展到培养广泛的精英特别是技术英才，并进而发展为为知识社会大多数人做好生活准备；在培养任务上，从高度专业化、分科性的教育，拓展到以专业为中心的学科群教育，弱化精深程度，增强广博性，进而发展为广义上的大学教育，淡化专业，强调人格培养，综合素质培养；在课程设计上，从高度结构化和专门化的课程设计与内容编排，强调必修课和稳定的学制，转化为模块化、半结构化、灵活性和学分制，并进而转化为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融合，课程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在办学形式上，从教育机构的特点与界限十分鲜明，强调共同标准，具有高度统一性、相似性，发展为标准多样性、更具综合性，并进而发展为无共同标准、更加多样化，“辍学”“返学”“在职学习”成为普遍现象。

学生诉求也发生了变化，从接受统一标准、获得一个学历与文凭，发展为把高等教育当作人生的一种必要经历，当作对自己的才华和特长发现和挖掘的途径，当作人生发展征途上的充电桩和加油站。最重要的是，权利观念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不再被视为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有资格者的权利，被视为一种义务。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3年达到5%，2002年达到15%，跨入大众化门槛，2015年达到40%，预计2020年将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级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精英到普及的转变只需要用美国一半的时间，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都要短。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一个突出的不同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和国家经济世界领先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说是高中教育的发展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我国是在高中教育入学率长期维持在40—50%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的，是高等教育拉动高中教育的发展。这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在各方面的条件准备，无论是思想的、物质的还是管理模式的准备，都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是“身子进了大众化阶段，脑袋还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为了应对教育和人才全球竞争的压力，我们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对快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对于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在性质上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学校制度、管理模式的转变，未能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对大众化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质量标准值得深入思考。

第四、评价国际化。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可谓“五花八门”，但囿于高等教育体制、大学学制、考试方式、质量标准的不同，不同国家间的高等教育无法直接比较。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不同国家的学者、学生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推进高等教育标准化的意识不断增强，诸如“博洛尼亚进程”、“华盛顿共识”等的实施，大学的评价由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评价走向以世界尺度为衡量标准的国际化评价。

第五、手段信息化。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推动下，教育信息化的水平正在从辅助走向融合，未来会走向超越阶段。

第六、治理多元化。大学在早期是相对独立的，既不需要社会的支持，也无需对社会负责，因而处于大学自治的状态。但随着大学与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大学得到了来自社会、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也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因而政府、社会、捐赠者等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多，并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大学的多元治理结构。

二、面向未来，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在我国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之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则是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最重要的指导性意见。结合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今后可能面临的发展难题，面向未来，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做到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育人为本。“育人为本”不是空喊口号，也不仅仅是制定书面规划，而是使大学成为对学生在学期间及以后的发展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改变性力量。这就要求我们，一是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教学的每个环节，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启迪。二是把自主选择上升到“育人为本”的制度保证，让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三是把严格要求深化为“育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促进学生取得高质量的学习成就。四是把人才培养放在评价学校质量最重要的位置。

其二、本科为本。大学排名对大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但反观美国的大学排名，对全球大学的排名着重于研究声誉、发表刊物、引用影响等科研指标，而对国内大学的排名则偏重于学术声誉、教师资源、生师比等教学指标，这就会导致即便美国的大学也会在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中得出不同的排名结果。如果把我国的大学放到世界大学排名的框架内，势必得出我国大学整体水平不高的结果，以此为导向也会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因此，大学和社会要理性看待大学排名，更多着眼于对本科教育的关注，而不应该盲目追求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高名次。

其三、教学为本。“教学为本”说起来容易，但在高校里真正要把教学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确实有很多思想、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是对教学存有敬畏之心。教学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值得一生奉献的事业。我们要杜绝浪费学生时间的教学行为，让学生学有所得。二是推进课程改革，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当前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着课程内容陈旧、授课方式单一等种种问题，这与创造性人才、综合性人才以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不适应的，亟需我们在教学形态、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进行变革。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社会发展变化很快，但教育理论和实践脱节、“高分低能”、知识的陈旧和老化等问题普遍存在，与此同时教师的教学投入、学生的学习投入以及学校的资源投入等都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用新的教学形态、新的教学模式改变目前的状态，是值得我们所有教育从业人员深刻思考的问题。

（文字整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