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在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上所作的特邀主旨报告，文章根据现场讲话内容整理，部分有删减。内容经本人审阅。

个人简介：张应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教育基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出版学术著作15部（含主编、合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有关研究成果先后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获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获浙江省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项，全国教育科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项。

    尊敬的丁会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学习汇报。我汇报的题目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和龙头带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性质，首次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等六个方面的特质内涵，深刻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五大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一、方法论问题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首要问题

    我首先汇报的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方法论问题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首要问题。教育强国建设方法论包括教育强国建设观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体系，两者统一于具体的教育强国建设实践。“教育强国观”是关于教育强国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涉及教育强国“谁在看”“从哪看”“怎么看”和“是什么”，“谁在看”“从哪看”“怎么看”与价值立场高度相关，会影响所看到的“是什么”。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体系”则涉及教育强国建设的目的、目标、路径和方法，主要说明为什么要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和怎样建设教育强国。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出发，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强国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强国建设方法体系。

    第一，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观。教育强国观可以通过对“什么是教育强国”和“教育强国是什么”的回答体现出来。我们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围绕“教育强国是什么”来展开研究。即针对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教育强国，用科学方法来描述其本体特征和功能特征，即描述教育强国是什么样、有什么用。而“什么是教育强国”虽然最终也要说明教育强国是什么，但它首先与认识教育强国的立场相关。正如前面我所强调的，从不同立场出发，人们对教育强国就会有不同认识。世界上的教育强国具有多种类型。从发生学特点来看，教育强国有先发内生型和后发赶超型；从成长路径来看，教育强国有自然演进型和国家规划型；从教育体量来看，教育强国有“大而强”的国家和“小而强”的国家；从影响范围来看，教育强国有全球性教育强国和区域性教育强国，等等。我国要建设和建成的教育强国，与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教育强国存在诸多差异，而本质性差异在于教育强国建设是目的优先和使命引领的教育强国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先后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图，再到教育强国的依次演进和迭代。“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兼具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实践属性。因此，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立足新时代，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能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我认为，教育强国“六个力”特质内涵的首次提出，是重大的方法论创新。一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性质，用思政、人才、科技、民生、社会、国际等六个方面的能力，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内涵和本体特征。二是在教育强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系中，阐明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目的目标和功能作用。

    第二，以战略思维把握教育强国的战略性内涵。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界开始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相继部署和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有关领导和学者提出了“高等教育强国”概念，随后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和讨论。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强国必先强教”理念，正式提出“教育强国”概念，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科学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国际竞争格局的影响，从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新时代赋予教育强国明确的战略性内涵。“教育强国”已成为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国战略的“战略先导”。

    建设教育强国也是我国应对大国竞争焦点转变所做的战略规划和选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二战以来的大国竞争焦点经历了从意识形态竞争、军事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到人才竞争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党的二十大首次专门对教育、科技、人才做出一体化部署，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在我国先后提出的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等诸方面的强国建设中，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极其鲜明的战略意义。

    第三，以系统思维确立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体系。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体系是由教育强国建设的目的、目标和路径所构成的系统，必须以系统思维确立教育强国的方法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为方向引领，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辨证统一，统筹兼顾，科学确立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

    一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是教育强国战略的规划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强国建设。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对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才能将教育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性质和教育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二要坚持制度自信，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建设教育强国。在我们这样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建设教育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决定了教育强国的性质，也决定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性路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制度自信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建设教育强国。环顾世界各国，只有我国将建设教育强国上升为国家意志，作为国家行动，赋予教育强国以战略性内涵和教育强国建设以战略意义，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些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将教育事业作为国家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思想、“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统一的教育治理模式、广泛的社会参与等方面。这些制度优势，为强化教育强国建设思想引领、尊重和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集中力量建设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是坚持目标导向。只有对照目标，才能找出并解决影响目标实现的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出现了一体化发展趋势。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强国建设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的共识。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趋势和已经形成的共识体现和落实到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就需要直面问题，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要认识到建设教育强国是国家战略，不只是教育战线和教育部门的事情，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要从体制机制层面回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趋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避免各自为阵、相互掣肘。关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有关政策文件提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要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要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以增强教育强国建设动力为目标，确定教育综合改革的方向；必须在准确理解和把握“综合改革”双重内涵（既涉及改革的内容，也涉及改革的方法）的基础上，找准问题，直面问题，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四是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五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的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要正确处理这五大关系，必须把教育强国的战略先导作用和根本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起来；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配性和有效性；必须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学校安全风险；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必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

    五是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辩证统一，着力打造好高等教育龙头，带动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协调和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校的作用，形成教育强国建设合力，又要找到突破口，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教育强国建设。

二、以打造好高等教育龙头带动教育强国建设

    第一，要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来打造高等教育龙头。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特征在于高等教育强，高等教育强在于大学强和学科强。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是教育强国的显著标志和坚强支撑。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新路。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认清当前中国大地正在“干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赋予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使命新任务。这就说，只有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才能不被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模式和发展道路牵着走，才能培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生资源；才能建设面向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高校创新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在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下好“先手棋”。

    走出一条新路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关系。自“985工程”实施以来，学界对二者关系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认为“中国特色”是“虚”的，“世界一流”是“实”的。这在各种各样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评价指标体系只是从“世界一流水平”角度来衡量和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忽视了中西方大学的发生学特点和发展逻辑差异，忽视了中西方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方面的差异。“中国特色”是就我国大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而言的。即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学，是通过“双一流”政策来建设的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党中央做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而“世界一流”是就大学自身发展水平而言的，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是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都是“实”的。即“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是与世界重大战略相向而行，具有担当精神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能力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如果离开我国大学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只是就“世界一流水平”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会偏离我国大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违背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逻辑。

    第二，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关于研究型大学，我们学界是有共识的。1876年创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1973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开发的“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首次公布了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指标，并在1976年至2021年间数次对该评价指标进行修订。这些评价指标主要涉及学士教育学科数量、授予博士学位数量、获得联邦政府研究经费数额或该数额在全国高校的排名等。这些评价指标只是从大学自身特征层面而不是从大学功能和作用层面做出的。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主要是从其对国家的作用开始的。二战时期，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和国家安全需要，美国建立了战时国家科技体制和国家实验室体系，研究型大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战争需要和国家安全需要，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研究型大学建设，指出要强化研究型大学建设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做出贡献；要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队作用，要加速集聚、重点支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正确理解自身使命任务的战略性，避免战略性使命任务出现“跑冒滴漏”和能量逐级衰减现象，避免将战略性使命任务简化为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或者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位置；必须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意识和担当意识，聚焦科技创新，全面提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全面提高创新人才汇聚能力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要从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人才力量来认识和定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开展有组织科研。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来发展科技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前，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关键点，在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上找准问题，真正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占领世界科技的制高点。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产业创新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将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完全分离开来，去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或者谈高校在企业孵化、产品中试中的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切实履行战略性使命任务，必须聚焦重大科技问题，实现与创新型领军企业、科技型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融合发展，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新格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引入创业型大学理念，要以创业型大学理念来实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型升级。创业型大学的本质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新技术与新产业汇聚融合，创造了新产业，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形成了未来产业生态。创业型大学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承担新使命、具备新功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大学。伯顿·克拉克和埃茨科威兹认为创业型大学担负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三使命”，其本质功能在于创造了新的高科技产业，引领了产业发展方向。总体而言，创业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升级版”，它不是像研究型大学那样，只是充当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是成为生产要素之一。它在继承和拓展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的传统职能基础上，注重通过培养创业型人才和知识资本化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的创业型大学理念存在误解，没有把握创业型大学的精神实质，忽视了“创业型大学”与“创新性大学”的本质差别。创业型大学与创新型大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大学成为生产要素，创造了新产业，引领着产业发展方向，而不只是充当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不只是开展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由于对创业型大学的误解，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没能走进高科技产业界，只是局限在校园范围内开展科研创新和对大学生进行创业创业教育这一极小的方面。曾经一度风行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虽有“园”但科技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成效不显著。

    关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突出了创新的主导作用，明确了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阐明了技术革命性突破是引发生产力跃升、生产关系调整和创新资源配置的关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核心要义，在于大学要通过科技创新走进高科技产业界，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将教学、科研、创新与创业整合起来，通过转化科研成果直接为产业和社会服务，创造新产业，从而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以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有关重要政策文件提出，要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要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在我看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既是针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高端人才国际竞争加剧、科技制高点竞争异常激烈，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所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选择。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对人才有不同界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工业部门建设工业类专门学院，为国家工业化培养针对性强的建设人才。《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党的十四大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我国主要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理解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战略思维统筹“两个大局”，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和激烈的国际高科技人才竞争，赋予人才以战略资源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我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点，在于培养战略性人才。战略性人才是能理解和认同我国国家战略，能把握所属学科战略发展方向的具有战略思维的拔尖创新人才。

    当前，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理解存在泛化现象。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校都将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培养目标。无需赘言，“拔尖创新人才”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需要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校协同努力。但对“拔尖创新人才”做泛化理解，往往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停留在口号层面，甚至通过“掐尖”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掐尖”方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加剧了各级各类学校为了“掐尖”而展开生源竞争，破坏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甚至出现只“掐尖”不“培养”的现象。我国现有普通高校2822所，我认为，并非所有高校都要以“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从我国国家战略来说，拔尖创新人才实质上是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才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关键主体，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来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另外，要着力建设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构建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

    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南京师范大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程乐。